用罚款治理马路“低头族”，是一个好主意吗？

最近，全国多地兴起对马路“低头族”的治理。以浙江为例，宁波、杭州、温州、台州、嘉兴等城市，都出台条例制止“过马路看手机”，轻则罚款十元二十，重则一百二百——这差不多是行人交通违法最重的一档。福建厦门与河南南阳，也在今年加入行列。

这样的政策，在社交媒体上广受赞扬，不过也需要考虑立负面效果。

走路不要看手机，道理大家都懂，很多人做不到。媒体调查，20%的人有“低头族”的坏习惯。过马路时还看手机，毫无疑问是更坏的习惯，据我生活中观察，交通高峰期时，人潮缓慢涌过斑马线，“低头族”更是占到近一半。在城市的繁华街口，这种场景每天在发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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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路看手机有种种缺点，行为却不难理解。人的潜意识很清楚：周边环境安全，他可以用余光扫描，而不是盲然无知。多数人有这样的经验，只是少数人养成了习惯。

看似更糟的“过马路看手机”，也没有多荒唐。等红绿灯时，很多人都会百无聊赖刷手机，绿灯亮了内容没看完，刷着手机把马路就过了——特别是人潮汹涌，个人处境安全时，情况更常见。人的感官很灵敏，判断很综合，他们下意识做出一系列举动。

深入理解“过马路看手机”，绝不是倡导，而是指出人世百态都有成因，跟道德水准没关系。

专心走路，仪态端庄，这固然很好，可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。“过马路看手机”并不是盲走，行人也有自我管理，只要没有现实恶果和迫切的危险，没有必要诉诸法律和惩罚。

有人说，过马路时看手机，有人会误闯红灯。这是大实话，当他置身危险之中时，实际上已经违法，和看不看手机没有关系。看手机可能降低通行效率，却难以衡量——交通法规禁止斑马线上的嬉戏逗留，对行人“快速通行”的要求非常含糊，因为本身难以判断。

再次重申，这里为“低头族”辩护不是提倡，而是客观指出：这种行为是有不妥，但和很多人类比的“开车打电话”是两回事，没有必要夸大。

早些年随身听流行、手机诞生时，国外也有立法禁止行人戴耳机过马路。那样看起来很危险。后来发现，这样的立法无效，年轻人根本没当一回事。刷手机更是如此，看海外新闻和影视剧也能发现，刷着手机过马路很常见，年轻人尤甚，根本没必要大惊小怪。

这种行为太常见、太普遍，以至于太多人不认为是大问题。这样的现实环境，执法成本必然很高，面临的阻力极大。人潮汹涌的街上，很多年轻人刷着手机过马路，怎么处罚呢？只能是普遍性违法，选择性执法。法律不被尊重，只被倒霉蛋们吐槽抱怨。

各地城市治理“低头族”，规定都是置于“城市文明促进条例”中。与随地吐痰扔垃圾类似，马路低头族也被视为矫正对象。这种法规扩权揽事，将原本属于道德评价和舆论引导的领域，也归入法律范畴，这实在高估了法律的功能。

中国近二十年城市发展，民众素质大幅提高，并非严刑峻法的结果。生活水平上升，道德水准提高，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也在跟进。“过马路看手机”倘若最终消亡，也不可能是靠惩罚完成。媒体宣传、科普引导，乃至交通设施改进，这些手段都比罚款有效。

国内外有研究证明：响亮、短促而密集的绿灯通行提醒，能有效催促行人通过，最大限度减少马路“低头族”。倘若沉迷于“罚款监督”，有关部门视为生财之道，那些科学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，就很难得到推广应用。

个别城市管理者迷恋“重典主义”，他们认定惩罚一定有用，重典便于治理。直接后果是：执法者丛生，监督者遍地，民众动辄得咎。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确实是太过严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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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兴杰